第375章 儒家教化之功(1/2)
处理完刘豹之事,陆弈独坐片刻,将杯中已微凉的茶水一饮而尽,眼中锐利的光芒渐渐沉淀为深思。
仅仅依靠军事征伐,固然能一时震慑,却难收长治久安之效。
兵锋所至,部落星散,大军一退,复又纠集。
如今内忧未平,亦不可能将无数钱粮、数十万大军长久耗在这茫茫草原之上。
而且,“以胡制胡”,此乃古已有之的策略,但如何“制”,却大有学问。
简单的挑拨离间,驱虎吞狼,往往反受其害。
陆弈要做的,是更深层次的整合与掌控。
扶持一个如刘豹这般根基已失、完全依赖于他的傀儡,给予其名分而非实质兵权,让其成为汉家律法与秩序在草原上的象征性代理人。
同时,辅以“盟旗制度”,将大部落划小,分而治之,再以儒法教化、屯田、互市等手段,潜移默化,从根本上扭转其游牧习性,使其逐渐依附于中原的农耕经济体系。
这是一个需要极大耐心和细致手腕的过程,急躁不得。
在陆弈的认知里,一部华夏北疆史,几乎就是一部“养蛊史”。
匈奴强盛时,压得汉初喘不过气;匈奴衰亡后,鲜卑崛起,慕容、拓跋、宇文诸部逐鹿中原;突厥称雄漠北,控弦百万;回鹘、契丹、女真……乃至后来的蒙古,无一不是起于微末,通过不断吞并、消化、再吞并,如同养蛊一般,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,最终筛选出最强的“蛊王”,然后携雷霆万钧之势,南下叩关,南下擒龙,给农耕文明带来深重的灾难。
中原王朝往往疲于应付,长城、和亲、岁币,都只是治标不治本,一旦中原稍显疲弱,新的“蛊王”便会再次诞生,循环往复,几乎成为无解的魔咒。
而清朝的盟旗之制,则堪称化蛊为蚕的绝佳手段。
其一,分势以断其根。
将庞大的游牧部落拆分为一个个互不统属的“旗”,划定严格的游牧界限,严禁越界放牧兼并。
此举如同用金针截断毒脉,使强大的部落首领失去扩张的土壤,枭雄之辈再难纠合大众。
从根本上扼杀了“蛊王”诞生的温床。
其二,羁縻以系其心。
册封各部首领为台吉、贝勒等爵位,赐予俸禄、印信,使其荣辱与朝廷挂钩,子嗣承袭需中央认可。
通过定期的会盟、朝觐、岁贡等仪式,潜移默化地培养其臣属意识与归属感。
如同为骏马套上衔辔,纵其在草原驰骋,却始终不离掌控之毂。
其三,制衡以维其序。
设立盟长协调旗务,但核心兵权则归于中央派遣的将军、大臣。
对忠顺者厚赏之,对桀骜者诛灭之,使各部相互牵制,“相维而不相下,相忌而不相离”,朝廷则高居其上,维持平衡。
康熙平定噶尔丹,乾隆收服土尔扈特,皆得益于此制提供的框架与耳目。
“盟旗之制,可谓‘不筑长城而长城隐现,不置郡县而郡县暗存’!”陆弈心中赞叹此制的精妙,这无疑是往后解决眼前边患、实现低成本控制的利器。
然而,陆弈的手指却在地图上缓缓移动,最终停留在那片代表着广阔草原与无数部落的区域内,眼神却变得更加深邃和坚定。
“不,这还不够。”陆弈低声自语,眼中精光迸射,尤其是刚才看到刘豹这副模样时,顿时感觉华夏文化的强大。
“一切如吾所料,儒家教化,则是重点。”陆弈沉声地道。
陆弈明白,除了儒家教化外,还有一种看似“高明”的捷径。
那便是若只求一时安稳,可仿效此制,便是辅以后世清朝另一大法宝——扶持喇嘛教(藏传佛教),以宗教信仰柔化其刚猛好斗之风,鼓励出家以减少人口,消磨其征战意志,几乎可以预见,能在较短时间内看到一个“温顺”的草原,北部边患将大为缓解。
然而,扶持喇嘛教,固然能高效地“弱其志、减其丁”,成本低廉且见效快。
但这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、基于控制与削弱的策略。
它维持了隔阂,甚至固化了差异,并未真正将游牧民族纳入华夏文明的共同体中。
一旦中央权威衰落,或者外部势力介入,这种基于精神控制的脆弱平衡极易被打破。
这绝非陆弈想要的结局。
“吾,陆弈所求,岂是苟安一时?
吾所要,乃是终结这千年之无限循环,打造一个真正融合万族为一体、永无内患的华夏!”陆弈的胸中,澎湃着超越时代的宏大抱负。
因此,这也是为什么,陆弈选择了那条更为艰难,却也更为根本的道路——以儒家之道,行教化之功,促融合之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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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仅依靠军事征伐,固然能一时震慑,却难收长治久安之效。
兵锋所至,部落星散,大军一退,复又纠集。
如今内忧未平,亦不可能将无数钱粮、数十万大军长久耗在这茫茫草原之上。
而且,“以胡制胡”,此乃古已有之的策略,但如何“制”,却大有学问。
简单的挑拨离间,驱虎吞狼,往往反受其害。
陆弈要做的,是更深层次的整合与掌控。
扶持一个如刘豹这般根基已失、完全依赖于他的傀儡,给予其名分而非实质兵权,让其成为汉家律法与秩序在草原上的象征性代理人。
同时,辅以“盟旗制度”,将大部落划小,分而治之,再以儒法教化、屯田、互市等手段,潜移默化,从根本上扭转其游牧习性,使其逐渐依附于中原的农耕经济体系。
这是一个需要极大耐心和细致手腕的过程,急躁不得。
在陆弈的认知里,一部华夏北疆史,几乎就是一部“养蛊史”。
匈奴强盛时,压得汉初喘不过气;匈奴衰亡后,鲜卑崛起,慕容、拓跋、宇文诸部逐鹿中原;突厥称雄漠北,控弦百万;回鹘、契丹、女真……乃至后来的蒙古,无一不是起于微末,通过不断吞并、消化、再吞并,如同养蛊一般,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,最终筛选出最强的“蛊王”,然后携雷霆万钧之势,南下叩关,南下擒龙,给农耕文明带来深重的灾难。
中原王朝往往疲于应付,长城、和亲、岁币,都只是治标不治本,一旦中原稍显疲弱,新的“蛊王”便会再次诞生,循环往复,几乎成为无解的魔咒。
而清朝的盟旗之制,则堪称化蛊为蚕的绝佳手段。
其一,分势以断其根。
将庞大的游牧部落拆分为一个个互不统属的“旗”,划定严格的游牧界限,严禁越界放牧兼并。
此举如同用金针截断毒脉,使强大的部落首领失去扩张的土壤,枭雄之辈再难纠合大众。
从根本上扼杀了“蛊王”诞生的温床。
其二,羁縻以系其心。
册封各部首领为台吉、贝勒等爵位,赐予俸禄、印信,使其荣辱与朝廷挂钩,子嗣承袭需中央认可。
通过定期的会盟、朝觐、岁贡等仪式,潜移默化地培养其臣属意识与归属感。
如同为骏马套上衔辔,纵其在草原驰骋,却始终不离掌控之毂。
其三,制衡以维其序。
设立盟长协调旗务,但核心兵权则归于中央派遣的将军、大臣。
对忠顺者厚赏之,对桀骜者诛灭之,使各部相互牵制,“相维而不相下,相忌而不相离”,朝廷则高居其上,维持平衡。
康熙平定噶尔丹,乾隆收服土尔扈特,皆得益于此制提供的框架与耳目。
“盟旗之制,可谓‘不筑长城而长城隐现,不置郡县而郡县暗存’!”陆弈心中赞叹此制的精妙,这无疑是往后解决眼前边患、实现低成本控制的利器。
然而,陆弈的手指却在地图上缓缓移动,最终停留在那片代表着广阔草原与无数部落的区域内,眼神却变得更加深邃和坚定。
“不,这还不够。”陆弈低声自语,眼中精光迸射,尤其是刚才看到刘豹这副模样时,顿时感觉华夏文化的强大。
“一切如吾所料,儒家教化,则是重点。”陆弈沉声地道。
陆弈明白,除了儒家教化外,还有一种看似“高明”的捷径。
那便是若只求一时安稳,可仿效此制,便是辅以后世清朝另一大法宝——扶持喇嘛教(藏传佛教),以宗教信仰柔化其刚猛好斗之风,鼓励出家以减少人口,消磨其征战意志,几乎可以预见,能在较短时间内看到一个“温顺”的草原,北部边患将大为缓解。
然而,扶持喇嘛教,固然能高效地“弱其志、减其丁”,成本低廉且见效快。
但这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、基于控制与削弱的策略。
它维持了隔阂,甚至固化了差异,并未真正将游牧民族纳入华夏文明的共同体中。
一旦中央权威衰落,或者外部势力介入,这种基于精神控制的脆弱平衡极易被打破。
这绝非陆弈想要的结局。
“吾,陆弈所求,岂是苟安一时?
吾所要,乃是终结这千年之无限循环,打造一个真正融合万族为一体、永无内患的华夏!”陆弈的胸中,澎湃着超越时代的宏大抱负。
因此,这也是为什么,陆弈选择了那条更为艰难,却也更为根本的道路——以儒家之道,行教化之功,促融合之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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